云阳网讯 陶訚，原名陶守潜，又名陶季骞、陶季明，党名陈大德，化名高季明。1904年出生于云阳县云安镇。陶訚从小勤学聪颖，1931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攻读物理。是年9月18日夜，日本悍然发动了侵华战争（“九·一八”事变），使陶訚“科学救国”的心愿被严酷的现实击碎。

国难当头，他的爱国热情油然而生。他是该校学生运动的积极组织者之一，同成千上万的同学们一起，抵制日货，举行罢课、示威游行，到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示威请愿，抗议国民党反动派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屈膝妥协和卖国不抵抗政策。他亲眼目睹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不抵抗主义的蒋介石，杀气腾腾地把枪口对准热情爱国的学生，进行遣散、拘捕和枪杀的情景，激发了他走上追求光明道路的迫切愿望。他向共产党员杨天豪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要求，后因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未能入愿。

1932年1月28日，上海滩硝烟四起，日本侵略军把战火烧到了黄浦江畔，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上海爱国学生在上海市各界抗日救国会的发动和组织下，强烈要求蒋介石派兵抗击日本侵略者。在南京的中央大学校园里，陶訚怀着满腔抗战热情，动员组织同学，大力声援上海爱国同学的正义行动。他带领同学们刷标语、搞游行、募捐款，支援上海抗战将士的爱国行动。“一·二八”淞沪学生抗战运动爆发后，京沪等地的许多学校迟迟不开学。

1932年4月，陶訚从南京踏上回归故里的旅程。一艘轮船溯江而上，直抵川东门户万县（今万州区）。陶訚住进了万县城南门外的云万旅馆，等候班船返回云阳。在旅馆里，他与在上海读书，也因“一·二八”停课不能上学的同乡谭林(谭右铭)、邬丕卿、唐锦贤等不期而遇。他与谭林虽属初次见面，但彼此志趣相投，交谈十分投机。当即，两人商议利用这次回家乡的机会，创办《国难周刊》，对故乡人民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在万县，陶訚同谭林拟定了创办《国难周刊》的详细计划，当即征集了杨廷龙、解华、罗华生、邬丕卿等3O多人为周刊发起人，还草拟了发刊词和征稿启事。又通过多方奔走，解决了《国难周刊》在万县日报社的印刷事宜。

之后，陶訚同谭林等回云阳四处联络，动员说服了云阳的一些上层人士和工贸商，募捐解决了《国难周刊》的开办经费。由陶訚出面，在国民党云阳县政府作了出版发行登记。接着，陶訚等除联络动员周刊发起人和云阳知识青年踊跃向周刊投稿外，还发函到上海，特约共产党员张述成、龙潜等为周刊撰写专稿，使周刊在稿源及政治质量上都得到了保证。《国难周刊》从1932年5月创办，到8月中旬停刊，历时两个半月的时间，一共出刊l3期。《国难周刊》的停刊，是由于京沪等地的学校陆续开学，陶訚和谭林都要离开云阳返校，无人接替续办工作；加之云阳、万县的反动当局已放出风声，说《国难周刊》是共产党办的刊物，要严禁查封。《国难周刊》尽管为时不长，由于该刊内容新颖、文笔清新、消息振聋发聩，在下川东的云阳产生了很大影响。它不仅对人民进行了抗日救国宣传，而且对激发知识青年抗日救国热情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并为日后云阳的革命斗争奠定了思想基础。

1933年底，陶訚毕业后，相继在南京钟南中学、福建安溪矿务专业学校和厦门中学任教，秘密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后来和共产党员谭林等受上海中央局的派遣回到云阳。当时，他们的任务是：在下川东长江两岸地区组织发动群众，在川军和民团中广泛开展兵运和策反工作，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在敌人后方，选定时机，准备武装起义，为红四方面军同红二军团在川东会师创造有利条件。

1934年2月底，陶訚接到谭林的联系信后，星夜从云安赶到云阳县城与谭林见面。经谭林介绍，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他按照党的指示，通过云阳上层人士关系，找到了社会职业，先任云阳县立女子师范教务长，不久担任了云阳县教育科长。他以合法身份为掩护，在云阳教育界大力进行革命活动。他经常到城内的东城、西城小学和云女师校，同青年教师在宿舍或操场坝里交谈，向他们深刻剖析时局，动员他们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去推翻黑暗的统治。不久，陶訚等在女师校、东城和西城小学，先后发展了温作民(温凯廷)、许仲德(许光三)、魏佐才等人入党，并建立了党的云阳城支部，由谭林任支书，陶訚分管青运和学运工作。

1934年5月初，陶訚与谭林等组织了一个“七九篮球队”。他们把党员和积极分子都组织到球队里来，以练球、赛球为名，经常进行革命活动。同年夏初，陶訚根据党的指示，深入到城郊庙子沟开展农村社会调查。他走家串户，访贫问苦，对农村各阶级的经济状况和政治态度进行了具体调查，通过调查得来的具体数据，用以教育广大的农民，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组织和积蓄了革命力量。

1934年6月，红四方面军在粉碎了刘湘反革命围剿后，主动向北转移时，国民党的反动报刊大肆向群众进行欺骗宣传，胡说什么“赤匪溃散”，吹嘘什么“剿赤取得重大胜利”，谣言四起，蛊惑人心。为了反击敌人的欺骗宣传，陶訚同谭林等进行了认真讨论和仔细安排，借用“红四方面军政治宣传大队”的名义，书写散发传单标语和宣传品，用革命舆论粉碎敌人的阴谋诡计。事先，陶訚同谭林等拟出标语、口号传单，通过党员甘子祥在云阳日报社印刷所印制了2千多份；召集城内党员和赤色群众开会，分区分段落实了书写标语和散发宣传品的任务。

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一场轰轰烈烈的宣传战打响了。在云阳县城东起小河口，西到云中校，南起南门河坝，北至观音阁的3平方公里土地上，宣传队员迅速地将2000多份宣传品散发到机关、学校、商店、居民住户。在云阳中学大门口、体育场，特别是在国民党县政府门前的墙壁上，用红土写了“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欢迎红军解放云阳！”等大幅标语。第二天清晨，群众便在大街小巷议论：“云阳城已经有了共产党的政府!”使国民党地方当局惊恐万状。6月24日，国民党云阳县政府特务倾巢出动，连日来在大街上到处抓人盘问，煞费苦心地搞了一个多月，对这场宣传战，究竟是红军干的还是“土共”干的，任何线索、证据都没有抓住，整日处于惶惶不可终日的恐惧之中。

l934年8月，中共云阳工作委员会在县城建立，谭林任书记，赵唯任副书记，陶訚任委员，分管统战工作。11月，又成立了“云阳县工农武装暴动指挥部”，谭林任总指挥，赵唯、陶訚任副总指挥。陶訚同谭林、赵唯等根据形势的发展，一面派人请示上海中央军委，一面加紧为进行武装起义准备。这时，云阳清共委员会的头头熊诚中与陶的接触中，发现陶訚等思想左倾，但又没有抓住证据，于是他挖空心思，以在陶訚等面前诉苦缺钱花来试探其政治态度。陶訚等对熊的鬼蜮伎俩洞若观火，为了不惊动他，尽量满足熊借钱的要求，将熊稳往。另一个情况是，原支持过办《国难周刊》的、从万县来云女师教书的李英才被敌人抓捕。这两件事引起陶訚等的警惕。陶訚同谭林经过几次反复研究，认为他们接受上海中央局军委的指示回到云阳，主要的任务就是发动和组织群众，举行武装起义。如果敌人抢先下手，不但会被动挨打，而且什么事也办不成了。陶訚同谭林审时度势，当机立断，决定趁伪县府对云阳高小学生搞观摩会考和民丁中队进行检阅的有利时机，在1935年1月19日午夜l2时举行武装起义。由于敌人闻到了地下党起义的风声，加强了防备。

1月19日晚9时正，震撼下川东的云阳工农武装起义的枪声提前打响了。谭林、陶訚和赵唯指挥起义队伍数十人兵分两路，分别出击敌反共堡垒团委会、督练部(模范中队)。一路由赵唯、温作民带队，首先攻破了敌反共堡垒团委会，击毙敌人数人，敌首马仲云未被击中越窗而逃。当敌督练部听到枪声后，急驰援敌团委会。攻击敌团委会的起义武装，由于人员有伤亡和弹药消耗，已无力单独攻击其他目标，故指挥部命令攻击敌团委会的队伍立即撤回北门校场坝。正在这时，敌驰援部队赶到，沿西门城墙向北门包围过来，企图截断起义队伍的后路。指挥部当即指挥队伍控制制高点，经过激战，打退了敌人的反扑。这时，蔡明典率领7名起义战士，东下新城门，往小河口方向突围，吸引了敌人的增援火力。指挥部立马带领其余起义战士，向城北五峰山梁前进。在栖霞宫，县工委决定：一是进攻暂停，起义人员隐蔽待命；二是工委成员谭林、陶訚、赵唯及温作民，准备去上海向中央军委汇报起义情况，请示今后工作；三是谭端生回云阳南岸隐蔽；四是撤退到栖霞宫的起义战士，视各自情况安排转移隐蔽。

起义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着云阳。敌人大肆通缉、追捕陶訚和谭林等领导人，屠杀了参加起义的9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陶訚、谭林、赵唯等去上海向中央军委汇报了起义情况。6月，军委组织陶訚等起义领导人在上海英租界学习，总结经验教训。之后，谭林、赵唯等到回到云阳继续坚持斗争，陶訚被任命为川东党组织的联络员并留在上海军委特科系统内从事秘密工作。年底，陶訚与严希纯同时被捕，他们沉着机智，经党组织营救，于1936年初出狱。陶訚仍留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陶訚在秘密工作中做出过特殊贡献，曾得到周恩来同志的高度评价。

1937年初，陶訚根据党组织指示转移到四川成都，以协进中学教师身份从事地下工作。陶訚转移成都后，国民党特务对他严密监视，并多次放出协进中学要查封、陶訚已被暗杀的消息，不久，协进中学果然被当局查封。1939年8月，陶訚正准备转移，恰逢其妻临产住院，生下女婴陶亢，陶訚陪侍妻子无法离开。30日，一向身体很好的陶訚突然上吐下泻陷入昏迷状态，晚10时送进一家医院后，陶訚一度醒来，他嘱咐家人，千万不能住这家医院，但未说明原因。因陶訚一直从事特科系统的工作，家人也不能多问。此时已深夜，医生保证陶訚不会有生命危险，家人准备第二天将他转院。但第二天早上家人去医院时，医院说陶訚已于昨晚死亡。经过验尸发现陶訚的胸腹有紫青色，显系非病死亡，但当时无法查究原因。

解放后，陶訚的战友严希纯、张述成、丁华等同志，多次托人调查陶訚的死因，但因年久，医院早已被解散，无法查清，陶訚之死一直是个疑案。陶訚学有专长，且精通数国语言，并有从事对敌斗争的丰富经验，他的去世对革命是一大损失。

陶訚逝世后归葬于云阳县云安镇汤溪河西岸白水村3组金瓜山。1997年，云阳县一·一九高级职业中学（为纪念云阳“一·一九”工农武装起义兴建）为其重新修墓立碑。